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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时间:2021-09-10  浏览刺次数:


  盲目造成经济破坏,各方面进入了调整时期。1962年8月,新华总社决定撤销重庆分社的建制,与四川分社合并。合并后,一部分人员调往成都。在商得中共重庆市委同意后,由另一部分人员组建人数不超过10人的新华社重庆记者站。记者站作为四川分社派驻重庆的机构,在行政和业务上归四川分社直接领导。这是解放后新华社在重庆机构的又一次大变动。

  新组建的重庆记者站,由原重庆分社采编主任胡明俊任站长,徐宜道、楼葆蘅、唐祖蓉、刘集贤、袁光厚、刘诗临等同志担任记者。记者站由学田湾人民路迁往解放西路《重庆日报》社内,后勤工作委托报社代管,从而把行政事务减少到最低程度,使记者站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新闻报道和调查研究。

  在记者站存在的十年时间,四川分社为加强记者站的领导力量,曾先后派遣分社采编主任阚枫和张学愚到重庆兼任站长。70年代初,记者站的办公和住宿地由《重庆日报》社迁往枣子岚垭99号原重庆市参事室大院内,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得到了改善。

  总共只有10人左右的重庆记者站,除去一名负责财务和剪报工作的干部和一名驾驶员外,其余七、八人全力承担国内、对外和摄影报道任务,工作比较繁忙。但大家不因由分社成为记者站而放松要求,仍勤奋工作,保持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,不仅每年发稿量保持在500篇左右,约占四川分社年发稿量的三分之一,黑豹六和论坛。而且还能保持有一定数量的能在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的好稿问世。

  一是保持在重庆分社时期形成的良好工作作风,这就是认真贯彻总社倡导的深入群众、深入实际的采访路线,坚持蹲点采访调研。当时,搞财贸报道的徐宜道跟着管财贸的副市长余跃泽去卖肉;搞工业报道的刘集贤去重钢大平炉车间炼钢,楼葆蘅去百货商店站柜台,唐祖蓉去裕华纱厂跟班装梭,每周抽一天,坚持了三个多月。大学刚毕业的张炳森,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住到重钢单身职工宿舍,与工人群众坚持三同。实践证明,这些做法对提高报道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。徐宜道到北碚区食品公司参加生猪屠宰劳动,后来写了《重庆北碚区食品公司干部参加屠宰劳动》一稿,被《人民日报》以大字标题登在头版头条位置。

  二是发扬团结协作精神。记者站按照分工不分家的原则,确定了重点报道题目后组织大家在一起讨论,集思广益,写完初稿后又在一起琢磨修改。工业报道是重庆报道上的重头戏,记者站注意统一组合人力,唱好这台重头戏。1964年前后,采用群策群力的方法,采写了三篇长通讯,分别推出了三个工交战线的典型:张学愚、楼葆蘅等采写了介绍南岸皮革厂坚持勤俭办企业的《矮板凳精神》;徐宜道等三下三峡,走访沿岸许多航标站一线职工,采写了《盏盏红灯照三峡》;刘集贤、张炳森通过扎实蹲点,采写了重钢大平炉的管理经验。这三篇报道,《人民日报》均以显著版面全文刊登,在全国引起反响。

  重庆是文革动乱的重灾区,武斗在全国尤为出名。武斗时期,兵工厂的坦克、大炮都开出来参加战斗,运载武斗人员的汽车,顶上驾着机枪在街上奔驰。市内交通中断,商品供应紧张,商业中心解放碑一到下午就关门闭户,几乎无人敢过。记者站的同志在极为困难、危急的情况下坚持工作,经常到武斗现场采访,徒步到邮局发稿,通过内参渠道反映了不少重庆武斗的情况,为中央处理重庆问题提供了第一手材料,发挥了新华社记者应有的作用。

  当时,总社提出新华社记者不准介入社会上两派斗争的要求,记者站同志因而没有参加社会上的派性组织,但派性观点在记者站内仍有所影响,对真实、客观、公正地反映重庆情况,造成了一定干扰。

  文革后期,重庆记者站的同志除少数人留在重庆坚持报道外,大多数去四川分社参加无休止的政治运动。直到1976年10月粉碎,结束,记者站才恢复了正常报道工作。